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共产党的干部培

日期:2019-05-30编辑作者:澳门新萄京8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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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主办的胡华大讲堂第6期在逸夫会议中心第二报告厅举行,中共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应邀做了《执政党建设研究若干问题》的学术演讲。本期胡华大讲堂由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党建研究所所长杨德山教授主持,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相关院系以及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等校内外100多位师生聆听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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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进驻中央党校,王长江“离职”。什么原因?王长江在“离职演说”讲了三点,与此有关的是一、三两点。第一点说:“一进入这个秋季学期,我就开始找浩涛校长和组织部门,明确表达了准点退下、绝不恋栈、一天也不愿耽搁的心情……现在,用让志明主持工作、让我准点退下这样一种方式解决问题,简单、干脆、利索,我如愿以偿得到解放,感谢真是出自内心。”第三点说:“前不久,我遭到了一些人有组织有预谋的围攻,这番围攻还进一步延伸为对整个中央党校和党校系统的围攻,变成了对改革开放路线的否定。对于他们的观点,我这里不作评说。这件事本身,我自信过一、二十年再评价也不算晚。我感到遗憾的只是,一些领导干部居然对他们的观点表示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召开后,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发展大局,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创新,是理论界有待加强研究的重大课题。

王海光 (进入专栏)  

我摘录的第一点中用“……”暂时省去的一句话是:“我还因为中央巡视组进驻党校期间暂停干部调配,担心会延长任职,无法如期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这句话破坏他主动离职的气氛,中央党校校委不早批王长江的请求,而在中纪委巡视组暂停干部调配规定后,立即决定王长江离职,这里显然出了问题。我发表《一定要批倒“王长江”》是要批倒他的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纲领,不在于“打倒”。所以,对于王长江离职问题,就不去深究,何况王长江自己已经半遮半掩地透露了。

王长江教授首先运用大量实例,阐明党建问题如今引起国内外巨大关注的原因,强调如今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相互联系,最后汇成一点即执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不断增强党的公信力,避免步入“塔西佗陷阱”,是执政党建设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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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十分注意的是,王长江在第三点表示的“遗憾”。王长江不服群众对他的批判,更不满领导层支持群众对他的批判,反而指责那些领导干部“存在对民主政治、政党政治、党内民主、法治国家、党建科学化、政党现代化这样一些问题不但认不清,甚至连基本常识都不掌握的状况。”并警告说:“在这种状况下,我们靠什么来保证党和国家的下一步发展不跑偏?”他声明:“在这方面,我们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并在他讲的第二点中宣称:“退出领导岗位不是逃避责任,而是期望党建部有更好的发展。这不是讲虚话。……这十几年来,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党建学科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框架并日趋成熟,得到了教员学员、校内校外的广泛认同,影响力日增。不谦虚地说,我个人确实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尽管也有人不一定同意这个框架,但想推翻也不容易,没有点理论水平是做不到的。说起这一点,不光我感到自豪和宽慰,党建人都觉得腰是直的,骨头是硬的。有这个基础,即使换了领导班子,党建部也依旧能够一如既往地健康向前发展。”这就是说,他建立的改革共产党的“框架”是推不翻的;他虽然下台了,但中央党校党建部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发展他建立起来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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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仍未有穷期。王长江是不甘心被批倒的。很好。但是,王长江说“对于他们的观点,我这里不作评说。这件事本身,我自信过一、二十年再评价也不算晚。”却真的让我们“遗憾”了!因为一、二十年后,我和许多批判“王长江”的人,大多活不到那个时候了。王长江为什么不现在就反驳,而要等我们死了后,才出来证明他对,我们错呢?

王长江教授认为,党的现状总体上是适应形势的,但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党的转型尚未完成,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实现从理念到理论、从方式方法到体制机制的转变;二是改革引发的新问题,如何认识民主、把握民主发展规律等。他认为,民主不是单纯的一人一票,不是碎片化的、孤立的某一环节,而是包含授权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民主监督在内的一套相互联系、环环相扣的制度系统。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政党,科学认识政党运行规律,需要从执政合法性、政治参与工具和制度三个视角,深化执政党建设问题研究。

   内容简介:1978年4月,在胡耀邦组织领导下,中央党校进行了一场“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第一次集体反思“文革”的重要活动。这次大讨论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迈出了正确认识“文革”的第一步,直接触及了毛泽东晚年错误,并由此而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大讨论不仅是全党思想解放的先声,而且为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上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

演讲结束后,王长江教授同与会师生进行了热烈讨论,分享了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集权与分权、整风传统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员发展管理与党的执政公信力、高校党建研究等问题上的看法。

  

我们批倒“王长江”,目的不在于要打倒一个人,而是要批臭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歪理邪说。为了帮助王长江认识错误,让他口服心服,使王长江和批他的我们都不遗憾,也让听信王长江歪理邪说的人明白王长江的错误,我建议中央党校在适当时候,组织我们和王长江进行辩论,弄清楚问题。批判王长江的同志也可以主动邀请王长江,在他认为适当的地点,进行一场辩论。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中共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在国内长期从事世界各类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和中国共产党建设问题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把政党比较拓展到党的建设领域,并在该领域主持开创了世界政党比较学科。发表有《世界政党比较研究》、《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等多部专著。200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6年当选“中华十大教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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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离职演说

胡华大讲堂,以著名党史学家胡华教授命名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学科品牌,是面向全校和社会公众开放的公益讲座,其宗旨在于缅怀前辈学者的治学风范和学术业绩,汇聚党史学界和理论界的一流专家学者,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为跨学科的中共研究提供制度平台,发挥中共研究“求真求实、以史为鉴、资政育人、服务大众”的社会功能。

  

刚才宪起部长代表校委宣布了我从党建部主任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决定。我很高兴。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人生一个阶段的结束,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对这个新阶段,我充满期待和向往。有感而发,我谈三点。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能不能正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敢不敢评说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这不仅关系到被中国能不能走出“文革”的历史阴影,而且关系到中国以后的道路将如何走。

首先,我对促成我顺利、准点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所有人表示感谢,尤其对浩涛校长表示衷心的感谢。年龄一到,准点退出,这是我很长时间里的一个强烈愿望。这些年来,行政职务占去了我大量时间,影响了我的科研,我对自己这些年学术上的进步不太满意。特别是这一年,行政性、事务性会议陡然增加,时间被打得七零八碎,很难静下心来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所以,一进入这个秋季学期,我就开始找浩涛校长和组织部门,明确表达了准点退下、绝不恋栈、一天也不愿耽搁的心情。我还因为中央巡视组进驻党校期间暂停干部调配,担心会延长任职,无法如期实现自己的愿望。现在,用让志明主持工作、让我准点退下这样一种方式解决问题,简单、干脆、利索,我如愿以偿得到解放,感谢真是出自内心。

  

第二,退出领导岗位不是逃避责任,而是期望党建部有更好的发展。这不是讲虚话。我有两个充分的理由。一是,这十几年来,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党建学科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框架并日趋成熟,得到了教员学员、校内校外的广泛认同,影响力日增。不谦虚地说,我个人确实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尽管也有人不一定同意这个框架,但想推翻也不容易,没有点理论水平是做不到的。说起这一点,不光我感到自豪和宽慰,党建人都觉得腰是直的,骨头是硬的。有这个基础,即使换了领导班子,党建部也依旧能够一如既往地健康向前发展。二是,现有班子是成熟、能干、能担当的。志明做了近12年的副主任,长期管教学,经验丰富,使教学成绩不断提升;现在管科研,又是井井有条、政绩突出,主持工作游刃有余。灵君更是精力充沛、全身心投入,这两年那么多急难险重的教学、科研任务,放到头上,一一化解,而且总是高质量地完成。总支丽萍书记刚来俩月,却正逢巡视组进驻和创新工程年度收尾,这一阵左右开弓、加班加点,效率极高地处理了大量事务,对待工作的忘我精神着实令人敬佩。让他们来领导党建部的工作,我一百个放心。当然,我也希望能尽早尽快配齐领导班子。他们已经太累了。

   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告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提出了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等方面的工作任务。但是,“十一大”仍然坚持文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的论断,称其“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鲜经验, “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1]

第三,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我会满腔热情地支持后面的人开展工作。离开了领导岗位,还担着一级教授的责任。怎样尽责?除了受他们的邀请为部里的发展出谋划策外,我打算加大学术上的助力。在我看来,这是对他们工作的最大支持。具体有两个方面的想法。一方面,加强对当今时代的观察和研究。当今时代是风起云涌的时代。可以预料,在今后若干年,时代将会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革。能亲身经历这个时代,观察这个时代,体会这个时代,记录和研究这个时代,对一个理论工作者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我应当珍惜和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沿着“学贯中西”的方向继续努力,争取在学术上更进一步。另一方面,加强对政党政治和党的建设基本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大家知道,前不久,我遭到了一些人有组织有预谋的围攻,这番围攻还进一步延伸为对整个中央党校和党校系统的围攻,变成了对改革开放路线的否定。对于他们的观点,我这里不作评说。这件事本身,我自信过一、二十年再评价也不算晚。我感到遗憾的只是,一些领导干部居然对他们的观点表示认同。在我看来,这说明,即使是那些领导干部,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对民主政治、政党政治、党内民主、法治国家、党建科学化、政党现代化这样一些问题不但认不清,甚至连基本常识都不掌握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我们靠什么来保证党和国家的下一步发展不跑偏?我想,在这方面,我们理论工作者有责任。要担起责任,就不能不在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上下更大的功夫。

  

回想自己当部领导以来的工作,做部副主任7年,做主任11年,也是好长一段人生。当然有遗憾,有令自己也不满意的地方,这里就不多说了,今后有的是时间反思,大家包涵。我就讲这些。感谢在座的诸位,感谢兄弟姐妹们长期以来对我的包容、理解和支持!

   在总体上要肯定文革,在具体问题上又要纠正文革的错误,这反映了“十一大”在历史转折上的过渡性特征。如当时反映最强烈的落实干部政策问题,“十一大”政治报告一方面强调“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审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求老干部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2]这是相互抵牾的。

2016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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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大”还提出了研究党史,特别是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3]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分别对应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是在肯定的前提下研究“文化大革命”。从主旨上说,“十一大”的研究“三次路线斗争”,与当时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的意图是一致的,都是要“阐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阐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4]

  

   要清理文革的遗产,对“三次路线斗争”进行总结,这在全党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在这个大题目下,党内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想把“文革”的罪责全盘推到林彪、“四人帮”那里,以维护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另一种是要以实践为衡量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文化大革命”,不能够也不应该回避毛泽东的晚年错误。

  

   “十一大”提出的研究党史、总结“三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这个任务是由刚刚复校的中共中央党校承担的。在胡耀邦亲自组织领导下,中共中央党校开展了一场“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是党内首先以实践标准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开篇之作,开启了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先河,奏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

  

   一、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思路的形成

  

   中共中央党校历来是党内斗争的漩涡中心,“文革”中更是严重祸乱之地,属于“斗、批、散”[5]的单位,连校舍也被军队占用了。在中央党校复校时,教学人员严重流失,整个校园残破不堪,后勤管理一片混乱。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履新。他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要一个一个问题地搞。

  

   中央党校复校后的开设课程有四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学说(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教学实行“两个为主”的方针:学原著为主,自学为主。不到半年时间,各教研部搞出了教学方案,编出了近百万字的马列原著选读本。1977年10月14日,胡耀邦来到教研室讲话说:“这半年我们打了两仗,一个是整顿和加强党校,一个是搞了一个教学计划和(开学)讲话”。[6]

  

   相比其他学科,中共党史的开课难度最大。中共党史原本是中央党校的一门主课。[7]在“文革”中,一部中共党史被歪曲的面目全非,充满了错谬和谎言,特别是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尤其不知所以然。这些历史问题不澄清,不仅影响到许多干部的政治生命,而且关系到能不能走出文革,开辟新道路的大政方针问题。历史问题的正本清源,是拨乱反正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十一大”提出的学习和研究党史的任务,中央党校是责无旁贷的。胡耀邦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党校工作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都是把研究党史、总结历史经验作为中央党校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强调要总结“三次路线斗争”即“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当时,中央还曾想要中央党校筹建一个党史研究室,地位高于其他教研室,承担修史的工作。[8]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其中特别提出:“要认真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97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发表了讲话。叶剑英专门讲了修史的问题:“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写出一部好的党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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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对编修党史极有热情。在中共中央第一次讨论党校工作时,胡耀邦就提出了编修党史的问题。随后,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召集有关人员布置了修史的工作:争取在明后年搞出一个研究党史的计划大纲,上报给中央。他要求大家敞开思想,提倡争论,收集正反两方面的资料。[9]当时共产党国家的修史样板是苏共中央搞的《联共党史》。胡耀邦提出:我们要编写比《联共党史》更好的一部中共党史。当时,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还整理了苏联党史编写出版的情况,以及斯大林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指导思想,刊登在1977年8月15日的《理论动态》第7期,为党史编写和党史教学提供参考。

  

   中共党史研究与教学的最大事情,还是如何总结“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即如何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是非问题。

  

   胡耀邦对“文革”的思考由来已久。文革一开始,团中央首先受到冲击,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和他的副手们是最早被打成“走资派”的一批干部。十年文革期间,胡耀邦经过无数场的群众批斗会,戴高帽,蹲“牛棚”,做检讨,清算“罪行”,下放“五七干校”劳动,直到林彪事件后才被“解放”出来。“四届人大”后,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任职。在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中,他在中国科学院大力纠正文革的左倾错误,批判极左思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与文革的帮派分子作斗争,成为全面整顿的一面旗帜,因此在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作为右倾“典型”,再次遭受批判,再次被打倒。经过十年的风雨沉浮,胡耀邦对这场运动已有了充分认识。1977年8月下旬,胡耀邦指导党校理论工作者撰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为平反冤假错案制造舆论。他说: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还说: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建议大家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过后不久,胡耀邦与《理论动态》编辑部的几个同志谈话,气氛很随意,有人问他: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他冲口而出:“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他还举出内蒙的“内人党”冤案和农业生产长期落后的例子加以说明。[10]

  

   然而,要真正地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触及毛泽东晚年错误,这是政治敏感性极强的问题。虽然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但是,由于有“两个凡是”的政治禁锢和长期左倾思潮根深蒂固的影响,能够冲破思想牢笼的人是很少的。在中央党校的中共党史教学准备工作中也有相应反映。主要集中是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中共党史的教学安排,要不要讲文革这一段?二是如果要讲文革的话,应该怎么讲?

  

   关于要不要讲的问题,一种意见是知难而退,主张十次路线斗争,多讲前八次,少讲后三次,试图绕开文革这个难点。胡耀邦断然否定了这种意见,坚持要以研究“文化大革命”为重点,着重总结“后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11]

  

   关于如何讲的问题,意见分歧很大。有的主张学习“十一大”报告和文件;有的主张讲十次路线斗争史;有的主张印一些文件让学员自学,再请领导人作几场报告。[12]眼看开学在即,党史教学方案还是迟迟定不下来。

  

   1977年9月21日上午,胡耀邦到党史和党建教研室,听取教学准备情况。教研室同志反映说:当前教学最大困难是“三无”。一是无党史定本;二是一些重大是非无定论;三是教员多年不搞教研无人能讲课。教研室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大部分同志去搞党建,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先放下;另一个是还搞党史,把一至八次路线斗争的稿子发给学员,然后着重研究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即使是后一种,也是要依靠外援的:希望中央领导人能来讲课,中央能给个党史定本,请中央其他部门来协助,再请大庆、大寨等基层单位来介绍先进经验等等。

  

   1977年9月22日上午,胡耀邦再次来到党史和党建教研室,就如何搞党史教学的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要点如下:

  

第一,自力更生搞好党校教学。胡耀邦批评说:“三不定”、“四依靠”是不对的。上面靠不了,友邻靠不住,下面不能靠。人家卖的瓜比我们自己卖的甜?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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